孕启星

订正后的蒋超峨眉山志的内容结构是：卷1序、修山志说、山图、图说、图颂、凡例、星野；卷2形胜；卷3寺观，附庵、堂、殿、院、楼、阁、桥、坊、塔、光灯；卷4高僧；卷5神仙，附隐逸；卷6方物；卷7典籍；卷8古迹，附书画；卷9—17艺文；卷18志余。值得注意的是。卷3本文并没有道观的内容，而只记佛教的设施。是刊落还是原来有目无文呢?这个问题因无蒋超原稿作对照，一时不易回答。然而从已刊本的内容来看，佛教的地位已大大提高，所占比重也增多了。对比胡世安的译峨籁，“星野”和“形胜”仍依其序，“典籍”则移至“方物”之后；“图绘”改成了“寺观”，内容更为明确，但实际上只有佛教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的“玄览”、“宗镜”以道先佛后，似乎尚残留着传统观念(译峨籁•玄览纪杂抄道书，太多仙话成分，如相传峨眉山乃轩辕黄帝向天真皇人问道之地，这自不可据为信史)，在本书中重视峨眉山早已成为佛教名山的现实，改成了先“高僧”后“神仙”的次序。本书还增加“古迹”一门，记述峨眉山的文物古迹，虽不完全，但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译峨籁原有“文翰”、“诗歌”二纪，在本书中合并为“艺文”一大门，大概是参照了不少地方志的体例，以下又细分记、序、铭、赞、偈、跋、表牍、赋、诗等等文体，这样自然使“艺文”所占的卷数太多，较之他目有畸轻畸重之嫌。然而这部分有关佛教文化的内容尤多。

由于“艺文”有9卷之多，道光本便改为12卷，卷首除旧序外，又增道光年间胡林秀补遗峨山志书记和胡宗阅新序；“艺文”则压缩为4卷，但内容依旧，余悉不变。胡林秀尚记旧本“书多脱简”，用家藏旧志一部校阅更订，“统计原版及添刻共三百三十六块，刷印成编”等事。卷11仍有“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佛成道日刻”字样，可见是使用了补刊版片。光绪十九年(1893)翻刻道光本卷末又增玉屏山人郭师古书果重禅师翻刻{峨眉山志)后，除记蒋超山志编撰、刊印和道光年间补刻诗文若干首等事之外，又述果重禅师翻刻峨眉山志事。此文对历代有关峨眉山的典籍和史实有所补充，并对山志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殷绮有游峨集，明光道人有心经楞严解、八识规矩注、会心录、功课、大乘百法注、峨眉传，并建会宗堂(其实此事在乾隆补刊本卷九的创造会宗堂记中有记)，等等。乾隆补刊本字体不一，墨色不均，有的地方甚至模糊不清，难以卒读。而此本序正楷，字大而清晰；正文字用宋体，稍小，然墨色饱满、清楚，体现出僧人翻刻山志一丝不苟的精神。尤其值得赞誉的是，翻刻本增补了郭师古的批评意见。郭师古说：“僧果重禅师出翻刻十二卷示余，余受而阅之，知其伪误，殆非一端。”下文便具体指出其误。批评不可谓不严厉，但果重禅师却把它一并刊印出来，以资后人参考。这种宽容的学术精神正是当代学者所需要的。此外，清代还有张能麟峨眉山略1卷，然甚简。

蒋超峨眉山志的体例结构已转向以佛教为主的特征，此后在康熙四十一年和乾隆年间的补刊本又增加了康熙帝赐予峨眉山佛寺经笈、匾额、僧诗等事的记述(可与雍正本四川通志参互)；诸本形胜一门均有“诸经发明”(与蜀中广记•高僧记稍不同)，以佛经为据说明峨眉山在佛教中的地位；而且僧人还主持或参与山志的订正、刊印工作，这样便使山志的编纂富于佛教文化色彩。从内容方面看，清代峨眉山志也的确记载着不少有关峨眉山佛教的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宋范成大的峨眉山行纪是较早的概况资料；根据山志所载唐宋间人的诗歌和范成大的记述等，可知在唐宋时代峨眉山早已成了佛教的名山。至于高僧一门是研究佛教历史的重要史料，自不待言；而碑文、塔铭尤具第一手资料价值。其余涉及历代佛教人文景观、典籍、文物、古迹、书画、奇闻逸事的记述和诗歌、游记等，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清代修峨眉山志内容大多有关于佛教，足见峨眉山佛教文化在清代山志编纂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尽管如此，明清时代的山志多出自士大夫之手，他们一方面并不一定熟谙佛教，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站在僧人的立场上来编写山志。因此到民国年间，印光法师明确表示对旧志的不满，重新编纂了峨眉山志。关于编纂始末，其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记述说：但以挂搭普陀三十余年，民十一年(1922)，定海知事陶在公倡修普陀山志，请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王君于儒可称博洽，于佛未涉门径。志咸，而山中耆宿命光重修。光以近来刻排各事，了无有暇。至十九年(1930)，掩关苏垣，始得出书。一弟子李圆净，热心公益，谓“普陀、五台、峨眉、九华为中国四大名山，师既得普陀志修妥印行，五台、峨眉、九华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于是特祈前著观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历史感应统纪、佛学救劫编之江西彭泽皈依弟子许止净居士，标示纲要，光担任其割贴与印行，校对则归于现遥领赣州寿量寺住持德森法师与陈无我居士。五台志去年(1933)已出书，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华志或于明年春夏间可出。

序文集中体现了印光法师的修志指导思想，他认为：四山旧志，唯五台最佳，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华最居其下。良以三山志皆属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故致买椟还珠，敬卒隶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势变幻处致力，不在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颠倒行事，虽有其志，不能令见者闻者增长善根，种菩萨因。

由此他批评“胡世安公好游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虎臣白谓于译峨籁一字不遗，然其所录，总以叙述山峰之耸峻、岩壑之幽秀、风云之变态、寺宇之兴废而已”。正是基于弘扬佛法的根本意向，他突出了峨眉山作为佛教名山、普贤道场这一观念，将它置于修志的核心。我们知道，菩萨普度众生是大乘佛教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以此区别于以个人修证仅得阿果汉果为究极的所谓小乘佛教，故从这种意义上讲，大乘就是菩萨乘。而普贤是中国民间最为熟悉的菩萨之一，突出他的功行及峨眉山作为其道场这些大乘佛教观念，就会使峨眉山志成为弘扬大乘佛法之重要一环。因此印光法师在本志中特立菩萨圣迹一门，于中分为六章：1．“释名”，略释普贤名义；2．“修证”，节录佛经，以明菩萨因地修证功夫；3．“德相”，略引华严经，称赞菩萨不可思议神通；4，“法要”，略明菩萨所说法要，录普贤行愿品全文，“以期同登莲邦焉”；5，“利行”，节录法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略明菩萨卫护行人之事；6，“应化”，明菩萨证穷法界，于十方法界随类现身，“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

早在明清时代，如明人王士性就已指出，华严经所说西南山贤首居之，天竺(印度)视此则非西南。而明曹学佺和明清山志引经文说：“西南方有山曰光明，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三千眷属，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也”。印光法师对此亦表异议，说后人为华严经•菩萨住处品妄加注曰“即普贤也”，然而他认为，“普贤亦名遍吉，未见又名贤胜也。援经而深悖于经，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因此他才从“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的大乘教义出发，说为了设教，使“众生投诚有地”，普贤“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但这只涉及信仰问题，不必论其真伪。

印光法师还以知识性的角度，指出“旧志所载，殊多讹谬”。例如千岁宝掌，旧志的诸经发明云：“汉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见鹿迹如莲华，径投宝掌问之，掌令往洛阳问摩腾、法兰二师。蒲公于甲子往洛阳谒二师。”印光驳正说：“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情、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寻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师随诸人始来洛阳。”他又指出，旧志“于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师，亦为立传。且曰与茂真尊者、孙真人弈棋于呼应峰下之棋盘石上，又建呼应庵以居，均以相呼相应以弈棋为峰名庵名。作此说者，不但不知智者，且绝不知佛法。”关于旧志所谓“三藏法师”至峨眉九老洞一说(仁按：“三藏”谓佛经分类结构，指经、律、论，“三藏法师”是通称，而非专指玄奘。旧志之不通佛教，于此可见一斑)，印光考证说，玄奘生于隋文帝仁寿四年，其兄长捷法师令其出家，居洛阳净土寺，十五年至长安。时唐室初立，与兄往成都求学，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具足戒)，私遁，由三峡达汉阳，经相州，后至长安。贞观三年八月私往西域，历17年。返长安后，日事翻译，未及卒业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值圣真说偈授经之事乎?”他还进而指出：“但以世远人亡，屡经沧桑，志乘轶失，无所依据，遂致以讹传讹，无由考正，以致然也。”这些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然而印光此志毕竟是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故他说：“此山者有道教，自大法昌明后，渐次归真。……道教绝响，已千余年。旧志于普贤及古高僧，有经传可考证者，尚多错讹，况于绝响已久之道教事实，能无讹谬乎?”基于这两点理由，他将有关道教的记载“多为删去”。于此不难看出印光重修的这部峨眉山志实在是佛教山志。

不过，印光也承认自己“未曾亲历其境”，“不能详加询访”。故此书也存在着一些缺憾，那就是书虽编纂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但却“只按旧志及诸经传而为证订，至于近来名德及新建筑，概不加入，以免逸轶名德之咎、挂一漏万之讥”。

此书8卷。铅印，但仍采用线装，每卷注明页数(中国页)。在体例结构上很有特色。其首只保留曹熙衡、姚缔虞和海源三序；次宋隶樟修山志说，胡林秀补遗{峨眉山志)记，蒋超旧志凡例8条；又新增新订凡例四则。然后正文分11门：上册卷1星野图说：卷2菩萨圣迹；卷3全山形胜；卷4寺庵胜概、感应灵异；下册卷5历代高僧；卷6王臣外护、仙隐流寓；卷7古今艺文；卷8动植物产、蒋编志余。对比蒋超旧志，印光新志有如下变化：首先，序文等附加部分大大压缩，且单独列于卷前；而“星野”和“图说”则合为一门。在卷前有谭钟岳绘、顾复初书题的峨眉总图，普贤菩萨像和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节要，此本志生色不少。卷1新增图说若干，“而原有游记，酌加删削，免繁多寡味”。第二，“旧志仅于形胜一门列诸经发明半纸余，其中多系臆说讹传”。新志略引华严、法华各大乘经及僧传，专为菩萨圣迹一门，置于全山形胜之前。这是印光新志的重心，已如前述。其目的在于“俾阅者得生信仰而有所遵行，以获受用实益耳”。第三，旧志寺观中之“观”有名无实，新志改题为寺庵胜概，完全明确其佛教性质。第四，在基本利用原志材料的条件下，特辟感应灵异一门，将光灯等自然现象纳入佛教释义模式，进一步起到宣传佛教的作用。第五，由于印光认为：山志求阅者身心获益，以弘扬佛法为主要。形胜寺院，已为余绪；至于艺文益末矣。

弘扬佛法，首重高僧。……故旧志艺文内僧家塔铭，概改入高僧内。

这样一来既起到了便于翻检的作用，也避免了蒋超旧志畸轻畸重的毛病。第六，相应于“首重高僧”的观点，印光认为，“王臣护法，使僧众安居修道，即俾黎庶消灾得福，亦最当崇饰，为后人矜式”。故集中皇家颁赐和修建寺庙诸记，另辟王臣外护一门。最后，还有一点，即印光在每门前均有小序，序文始终贯穿着弘扬佛法这一主题。例如感应灵异序言：一心显现万法，万法不出一心，众生与佛同然，本无所谓灵异。惟众生久为业力所缚，自性功德，不得受用。忽睹佛菩萨感应境界，辄诧为希有，由是返迷归悟，背尘合觉，久久必能彻证自心。……历代高僧序则云：佛法僧三宝，为世福田。佛已灭度，法不自宏。其传法道而度众生，续慧命而启后觉者，是僧是赖耳。……这样便强化了山志的佛教文化特质。

总之，印光新志的特色并不在于增加了什么新材料，而是在佛教思想和特定的观念模式指导下，重新组织材料，赋予山志新的结构，从而达到以佛教文化为主线来志山、弘扬佛法之目的。正如印光所说，“以示此等记载，关于三宝，非徒以文字见长也”。当然印光编志也作了增删，像清人黄锡焘、谭钟岳合编的峨眉山图说就被采人了新志；而智者大师、唐三藏玄法师等条则被删去。纠谬正讹，去取较当，是跟他在佛教知识方面的深厚根基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明代以来的峨眉山志受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佛教文化的光彩，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佛教色彩益加浓重。僧人对编修、订正和刊印山志作出贡献，突出了峨眉山的佛教人文气息。这过程的启迪意义或许就在于，怎样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之间达成谅解，编写出僧俗共赏的山志。

附记：

此稿系十余年前应邀参加蛾眉山佛教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顷接通知说将出版，物是人非，能不感慨。重阅旧稿，颇觉题目未安，因为近几十年仍有人致力于编撰峨眉山志稿，遂加“历史上的”数字定语加以限制，余皆未作大的增删。

近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36册所收上海市图书馆藏蒋超、曹熙衡峨眉山志亦系乾隆增修本，但与川大藏本有所不同(如赐经事在首，次为序；所收序亦有别)，恰能印证本文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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