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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烦恼”与“虚妄”，慧能说：“烦恼无边誓愿断，自身除虚妄。”烦恼属于虚妄，但虚妄并不属于烦恼。
8．关于“无相戒”、“无相忏”和“无相三归依戒”，有罪可忏、有过可悔，这都是有相的；三归依也不是戒。
9．关于“经中只即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华严经中意思是自己归了佛，也要祝愿一切众生都能归依。慧能把“自”解释成“自心、自性”，这样可能是“归依自性”了。
10．关于“四乘”，慧能说：“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俱通、万行俱备、一切无杂、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这也与传统教义不一致。
以上只是一家之见，禅宗祖师对经典的创造性解读的努力不仅是显而易见的，更是其主要特色之一，这也是禅宗的思想特色所赖以形成的基础之一。慧能对经典的创造性解读，本源于他对禅的精神的洞察，他多次强调说：“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闻佛知见转法华，闻众生知见被法华转”。这一切表现了他对经典文本的一种态度。
这里且不考虑慧能之时代，社会及士大夫对佛教繁琐教义和修行方式变革有着强烈的要求，从慧能本身而言，他对经典的创造性解读，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一生已来，不识文字”，因此对经典文本中的字、词、语的使用没有逻辑规范的敏锐性，这正便于他对经典语汇的创造性发挥。虽然有时他的发挥与传统教义不甚一致。第二，因为他对佛法大义有很好的悟性和天赋，所以对佛教的本旨即能一闻即悟。尽管他在对字词句内涵的把握上有些不精确，但其基本精神并不离佛教大义。因此，他能够做到不依文字而依佛法大义，不依文字而能够不悖佛法大义，甚至能从以性空为主旨的金刚经中领悟到了真如一元论的思想，并对从南北朝以来形成的理论化佛教和名相化佛学进行了一次革命，把修学佛法方式从对三藏文本的浩翰疏注转向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人本主义的生活修行道路上来。
对待文字魔力的一个办法即是“以心传心”。“以心传心”的本质即是消融主客体间的距离与对立，以弥合在主体对象化思维中造成的物与心、主体与客体、本我与非我等之间的二分，超越语言的枷锁，以心照心，从根本上避免对禅的精神的背离。突破对语言的妄想，即去见性成佛，才是对本心的发现，才能从中体会出生命的忏悔和本质。这也即是禅家们所说的“得意忘荃”。
值得指出对于禅者而言，学习不是去琢磨其中的文本意义，因为意义就在那雁过长空之中，在风掠竹叶之中。正是在对成佛重新诠释之中，禅宗的修行者慢慢地把修行的目的由成佛转向了成人，转换成了对本心的发现，对本性的张扬，对生命角色的人本主义诠释。在程度上又重归了原始佛教中的那种依佛法而不依文字的质朴修行观，而不再是致力于所谓成佛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
传统认为，禅者重视直觉而不是理性和逻辑，以直觉为人生解放之法历来都受到禅者的重视。从思维方法上说，认识对象就是在于用语言去表达它，也是通过语言这种交流方式去陈述它。但是，正是因为人们对语言表述不准确性的恐惧，所以佛陀才说：“名身与句身，及形字象差别，凡夫痴计着，如象溺深泥。”
由于语言不能诠释禅的真谛，所以禅是可修的，但是禅不是可学的。禅是可悟的，而不是可教的。禅宗大德正是为了打破后学对“学禅”的迷思，才重视引导弟子悟道而不是传授方法。所谓修禅是对自己的心性的启悟，对圣智的开启，而学却是一种理性体系的知识，是对方法的遵循。学习即是一种分别，是逻辑的、是量的行为，也是对禅进行误读的常见“深泥”，所以禅师们更要打碎禅修者对量的执著。投子大同与学者有如下对话：
问：三身如何分?
师云：一、二、三。
“三身”之说，有多种之意，常见的说法即是法身、报身和应身三身说。但是，修行者如果执著于三身之量上之三分，而忽略了对人的生命的整体性，即是犯了对量的执著，人性即会被湮灭于逻辑之中。投子的回答即是“一、二、三”，看似中规中矩的回答，实则是对量和逻辑的嘲讽。虽然它没有禅者常见的那种惊心动魄，但是仍然能够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不论是临济棒还是德山喝事实上都是对执于逻辑和意义的一种大踏步地超越。
宋代随着灯录的编集出现所谓的文字禅。碧岩录出现后，禅门中的“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文字禅虽然规范了禅者的修行语言，但这就成了知识化的禅，这样就使禅走向了知识主义的道路，将禅变成了一门技术，可以学习，可以重复，可以欣赏，已是谬误千里。禅的知识化正是对禅的本质的一种扼杀。它以模式化的语言限制了禅者的革命精神和生动的人性展示。对修行方式的非技术化和非知识化的努力，也造成了禅宗的虚玄斗机，这事实上歪曲了禅者的修行精神。其标准化的语言和方式也扭曲了禅者生动的修行本质和不羁的思维，所以才会有宗杲“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如果不考虑文化典籍的因素，单从禅的角度而言，宗杲的行为有意义，他掌握了禅的精神，宋代文字禅的泛滥说明了宗杲的担忧是有理由的。
在此意义上，不论是“直指人心”还是“不立文字”，不论是“即心即佛”，还是“非心非佛”，其本旨要人们打破对文字所诠之意的执著，要强调“悟”而不是“学”，是理解而不是解释，是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而不是读诵经典。佛教三藏中的经藏都是“记录”佛说，而不是说明，这正是“如是我闻”之语真谛。因此最早的三藏编纂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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