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放生乌龟一般在什么地方放生，福建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福州召开
4、出席研讨会的领导及法师
5、此次研讨会共收到近60篇论文，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由福建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本性法师主持，下半场由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世起法师主持。
6、本性法师主持上半场研讨会
7、世起法师主持下半场研讨会
8、上半场，慧照法师、忠明法师、广宗法师、传一法师、妙净法师、弘真法师、仁慈法师、常昊法师等8位法师，分别作题为《坚持佛教中国化谈保护与传承相统《关于福建佛教中国化的几点思考》《基层推进佛教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谱写福建佛教健康传承的新篇章》《闽西佛教中国化的回顾与展望》《契理契机坚持中国化开拓思路助力新时代》《厦门梵天寺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新篇章》和《福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发言。
9、下半场，法云法师、明性法师、法度法师、德昇法师、妙圆法师、宏玉法师、法章法师等7位法师先后发言，题目分别为《佛教中国化在现代都市的践行》《福建佛教中国化》《人间人本禅觉禅行》《泉州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传承与发展》《新时代五个认同中的佛教中国化》《与祖国同呼吸与华夏共命运》和《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书画艺术》。
10、演讲法师们紧紧围绕“福建佛教中国化”这一主题，旁征博引，以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层面，用佛教经典义理，阐述了佛教中国化和人间佛教在福建的实践成果，主题鲜明，角度新颖，既契理契机，又符合当今时代要求和佛教中国化方向。
二、青岛市放生护生协会官网网址
1、为进一步提升福建省佛教界坚持佛教中国化整体意识和深层次推进福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张文良教授和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分别作《东亚佛教视野中的佛教中国化问题》《百年拾光：党史光辉的故事与影响》主题讲座。
2、张文良作《东亚佛教视野中的佛教中国化问题》主题讲座
3、傅柒生作《百年拾光：党史光辉的故事与影响》主题讲座
4、则悟法师在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说，福建作为佛教大省，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任重道远，也大有可为。希望福建省佛教界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思想引导，深入学习并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用以指导实际工作；要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把福建佛教中国化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理念带回去，吸收、消化并应用，紧跟时代步伐和节奏，适应社会新要求，为福建佛教传承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5、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但交流和积累了福建省佛教界在践行人间佛教理念道路上的成功经验，也拓宽了坚持佛教中国化道路的视野、提升了坚持佛教中国化的整体意识，同时还淬炼了福建省佛教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精神。
6、一直以来，福建佛教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福建佛教界将一如既往地践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人间佛教理念，矢志不渝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推进福建佛教中国化进程。
7、宋刻大藏经版接着蜀版开雕的是福州版(一称闽本)。此版有两副：一副是东禅等觉院本(略称东禅院本)，另一副是开元禅寺本(略称开元寺本)。蜀版的性质为官刻；福州版则属于私刻，通过寺院的募缘来雕造。本来蜀版藏经的全部版片在宋神宗熙宁四年(一○就已移藏于汴京显圣寺圣寿禅院，打开了寺院里印造经版的方便；但当时各地对于藏经印本的需要较多，而刻版只有那一副，供应不及，特别是远道地方感觉流通困难。于是在当时雕版业比较发达的福州地区，东禅院僧人便发起另行募刻藏经。现存印本上刻版年代的题记，最早是元丰三年(一○八○)，那时由禅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以祝皇帝圣寿和国泰民安的名义募刻了《光赞般若经》、《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等书(在《光赞般若经》以前的《大般若经》现存印本无年代题记，或者是更早几年内由住持惠荣募刻)。起初，刻版计划似乎还未明确，只准备刻成大藏经版一副，范围是没有确定的。从元丰八年(一○以后，刻事大规模进行，这才计画刻五百余函，函各十卷，即在《开元录》入藏的一切经而外，附加一些着述；至于宋代新译等经仍未决定计入。这一计划，经过了三十余年，禅院里更换了六代住持即惠荣、冲真、智华、智贤、道芳、普明；到宋徽宗崇宁二年(一一○冬间才基本完成(实际刻齐是崇宁三年九月)，并建筑了藏版的经院。那一年，就由劝缘的首唱陈阳(礼部员外郎)向政府请求给予这一刻版以《崇宁万寿大藏》的名号。这很适合那时准备赐经于各地新建祝圣寿用的“崇宁寺”的需要，因而马上就被批准了。从此，东禅院僧更利用印经版头钱的收入，续刻宋代新译《贞元录》续入藏经和入藏着述，但未及刻全，便于政和二年宣告结束。综计所刻，共得六千一百七十一卷，五百六十四函。
8、就在东禅院本刻成的一年，同地的人士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又发起就开元寺另刻《毗卢大藏经》印版一副。蔡等为会首，开元寺住持本明为证会，寺僧本悟为劝缘。这对东禅院本说来，多少含有竞争的意味，不过像是出于当地一般人士的要求。所刻内容完全依照东禅院本，从徽宗政和二年到高宗绍兴初(一一一二——刻成四百函。大约是由于劝缘困难，其后更远募到开封，并用了“上祝今上皇帝早迎二圣，齐享万年”的愿语来号召(这原来刻在版本前面，时代稍晚的印本便只留空白，避而不印了)。这样艰难地历经四十年，证会的住持也更迭了五代即本明、法超、惟冲、必强、了到绍兴二十一年才照东禅院本的成规刻齐五百六十四函而结束。
9、这两副藏经刻版，完工之后都有一些补刻。东禅院本在宋孝宗乾道七年到淳熙二年(一一七一——补刻了当时陆续入藏的《大慧语录》、《首楞严义海》和早已入藏的天台三大部着述一共十六函，开元寺本则在孝宗隆兴二年补刻宋仁宗时入藏而版片散失的《传法正宗记》、《辅教篇》(这两种在开元寺本印本里即编入时、阿两函，代替了原刻的《注入楞伽经》和《楞伽经纂》，但在东禅、开元两版混合本里编于天台三大部之后)。东禅院本在绍兴廿六年即因印刷过多而字画漫灭，经过彻底修补(见印本《阿育王经》卷八末题记)；一直保存到元代至治年间(一三二一——，又经寺僧祖意募缘雕换了一万版(见元印本《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九刊记)；以后于何时散失，便不详细了。福州版的印本，现在我国只有少数零本藏在北京、南京等地图书馆和一些私人手里。其整部现存于日本的尚有七部(据日人小野氏调查)，但都是东禅和开元的混合本。这大概是因两版同式，为了适应急需就方便配搭的(东禅版印本卷尾常有印造者阴刻印记，又卷背有“东禅大藏”长方墨印)。
10、福州版两本的内容，除了补刻各种外，几乎是完全相同，这可区别为五部分：